一线创作电影人热议电影创作。本报记者甘南 摄
“我的理解就是要深入到观众中去，找到故事跟普通人之间的情感链接。”导演董润年说。他执导的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在去年年底公映后，很快引发了很多职场人的共鸣，最终票房高达12.92亿元。董润年透露，影片早在2017年就开始启动，为了写好剧本，自己花了很长时间做调研和剧本调整，“每一次调研都对后面的创作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能够捕捉到当时职场人的真实心态，跟上观众不断变化的观影需求。”他认为，目前在电影制造工业技术上，中国电影已经处于世界一流水准，尤其在电影工业化、完成度和精致程度上已经不输给好莱坞，“但在剧本的叙事能力上，还没有做到同步。”
编剧陈宇在发言。
“我现在每天要花四个小时来看各种社会新闻、国家大事和自媒体消息。”编剧陈宇笑道，自己这样做就是为了及时抓住社会情绪、观众的趣味性和价值观，“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和真实感受。”在自媒体时代，一部影片可能会面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极端评价，但对创作者来说，还是可以抓住两个几乎亘古不变的东西：一是给观众提供情绪价值，给予他们精神的抚慰和共情；另一个则是强调故事本身的魅力，让观众在看片过程中能够感受叙事的魅力，“产生一种跌宕起伏的快感。”
追光动画总裁、《长安三万里》监制于洲对电影的“人民性”深有体会，这部起先并不被看好的动画片最终在去年暑期档掀起了一股文化热潮，片中李白和高适的友谊和片中出现的48首经典诗歌牢牢地吸引住了观众们的目光。于洲说，《长安三万里》相比公司之前出品的《新神榜：杨戬》，真正做到了“产生时代影响力”。在他看来，让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宝藏用动画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这也是“人民性”的体现。
《何以为家》导演娜丁·拉巴基（中）。甘南摄
“电影创作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志，但通过电影发出‘来自人民的声音’，却是一个创作者的责任。”黎巴嫩女导演娜丁·拉巴基说。她执导的《何以为家》2019年在中国内地公映后，得到很多观众的喜欢。影片通过一个12岁黎巴嫩小男装状告父亲没能好好抚养他的故事，揭示了当地很多严峻的社会问题。娜丁·拉巴基透露，为了写好剧本，自己做了很多的调研工作，现在每年还会抽时间深入到一些贫困地区，了解当地儿童真实的生存状况，“创作者最主要的是坦诚，要想好电影到底想呈现什么样的主题，全世界的观众其实内心是有隐形链接的，只有真诚的作品才能感动全世界。”
曾经执导过《无间道》系列、《中国医生》《中国机长》等卖座大片的中国香港导演刘伟强的最新作品是即将公映的《水饺皇后》。不少人质疑他为何突然拍起了这样一部喜剧风格的生活片，对此刘伟强说，“我为什么就不能拍？”多年前他听到这个故事：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女人到了香港打拼，最后居然成就了一番事业。这让故事让他激动了很久，“如果观众将来看完电影后能够打电话给妈妈说：妈妈，我很想吃你做的饺子。妈妈，我爱你！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中国台湾电影制片人焦雄屏对中国内地电影产业的发展速度大为赞叹，这几年，中国内地市场国产电影票房占比越来越高，以往几乎占半壁江山的好莱坞大片却越来越冷清。焦雄屏分析原因，一方面是好莱坞电影近些年丧失了原来的活力，慢慢脱离了观众；另一方面，“电影人从过去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了创作的动力和灵感。”这种根植人民心中的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最终引发了中国观众的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