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最高口碑之一，却让我们看到「中女台剧」如今的隔靴搔痒与力不从心 温吞叙事难破传统桎梏！以细节和私人化叙事见长的女性题材台剧，逐渐显出隔靴搔痒的力不从心。在社会文化的浸润下，这些剧集趋向于内敛、调和与回归，强大的细节观察和情感渲染力在遭遇更深层的文化结构与传统桎梏时，往往成为传统叙事的帮凶。它们更多地深入女性在既定框架内的挣扎、适应、妥协，而非赋予人质疑框架本身的力量。
当“Netflix原创”、“刘若英执导”、“谢盈萱主演”、“40+女性生活”等标签叠加在一起时，台剧《忘了我记得》开播前让不少内地观众抱有强烈期待，并最终以8.3分成为上半年豆瓣最高口碑的几部华语剧之一。然而，它的出现却让我们更加明确一个感受——台剧中的现实女性题材正在原地打转。创作者们没有沿着《俗女养成记》的突破继续向前，而是下意识地在摹写旧故事。
《忘了我记得》构建了一幅看似面面俱到的中年女性浮世绘：白天在便利店打工、夜晚讲脱口秀的中年打工人，不婚主义的单身女性以及深陷二胎泥潭的全职主妇。表面上看，三位女性角色完美覆盖了当下社会对“中女”生活的全部想象，但当这些元素被如此精确地排列组合后，显示出一种工整与刻板。所有本该充满张力的情节，最终消解在温吞的叙事节奏里。
某种程度上，《忘了我记得》以及近年多部女性台剧像一杯温水，看似包容一切，却难以灼热人心。它们善于为故事披上时髦议题的外衣——女性独立、职业困境、原生家庭创伤、多元婚恋选择，内里却依旧运行着陈旧的叙事逻辑和价值观。去年引发热议的《不够善良的我们》也存在相似的问题，其核心冲突与解决之道仍被牢牢钉在“婚姻”与“生育”的传统命题之上。
《忘了我记得》的陈旧感同样明显。程乐乐白天在便利店做店员，晚上则在俱乐部追逐脱口秀梦想。双重职业设定本可以深挖服务业女性的尊严困境或底层女性追求创作与表达的艰难等问题，但剧中缺乏对薪资、个体尊严等真实痛点的触及。程乐乐的脱口秀内容极少关联她的亲密关系或原生家庭的创伤，剧集对人物关系也只做出浮光掠影的触碰。最终，生活的粗粝在考究的镜头和平缓的情节中被碾成齑粉，只剩下一个可供远观、却难以引发深切共鸣的“中女”剪影。
徘徊在新与旧之间的还有台湾的女性创作者们。她们是细腻的观察者，具备捕捉生活褶皱的能力，但在表达上难以摆脱传统的偏向。无论是程乐乐推着患病的父亲跳舞，还是她将自己的婚姻揉成一个笑话，在台上紧张地表演，这些细节都闪烁着真实生活的微光。然而，这种细节观察和情感渲染力在遭遇文化结构与传统桎梏时，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成为传统叙事的帮凶。
台湾社会相对保守的家庭伦理观念和性别角色期待，经过几十年的沉淀，早已内化为许多女性创作者潜意识中的固定表达模板。她们擅长呈现女性在既定框架内的挣扎、适应、妥协，而非赋予角色质疑框架本身的力量。因此，《俗女养成记2》中，无论陈嘉玲和蔡永森在生育一事上有多少分歧，最终他们还是归于俗套，成为一家人。而《不够善良的我们》里，简庆芬和Rebecca长达十数年的“较劲”，其高潮与落点也只会导向对传统价值观的回望与和解。
这种创作上的保守性限制了作品的深度，导致女性角色既有开放、真实的一面，也有传统、守旧的一面。台剧的未来在于能否重拾那把曾刺破虚妄的利刃。这需要创作者在娴熟的技巧之外，重新注入思想的锋芒与介入现实的勇气；也需要观众对真正具有挑战性的表达给予更多包容与掌声。我们真正期待的是跳脱出旧有的框架、迈向新范式的女性故事，是出走的勇气，搞砸一切的淡然，以及重新开始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