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河流作为地理的脉络，同样也是文明的摇篮，纪录片《江南有苕溪》与《我与大运河》以江南水系河流为叙事载体，着重关注流域的文明演变以及美学实践，剖析流域纪录片构建地域特色、生态环境以及文化传承的多重共同体美学体系。以“文明嬗变”作为切入点，同时以“生生之境”作为美学核心，基于“古今互文”的文化价值重构，揭示流域精神对在地性认同的塑造作用。两部纪录片以江南水系作为媒介，借助流域纪录片的共同体美学实践，为中国生态文明以及传统文化价值的当代转化给予理论启示和影像范式。
关键词：流域纪录片；《江南有苕溪》；《我与大运河》；共同体美学；河流叙事与文明演进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人民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推进人类社会发展、建设美好地球家园提出的中国方案，其理论意涵和现实构建中有着丰富的生态意蕴1。河流，既是地理的脉络，亦是文明的摇篮。
2025年2月26日，五集生态纪录片《江南有苕溪》登陆CCTV－17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乡土中国》栏目，通过五集篇章（《天目》《天霖》《天澜》《天择》《天成》），以四季轮回为叙事轴线，展现苕溪流域的生物多样性、良渚文明的起源以及“两山”理念的现代实践。
《我与大运河》则以京杭大运河为叙事载体，通过二十四位“小人物”的故事，串联起运河沿岸的商贸、技艺与生活记忆，重构一条“活态”的文化长河。两部作品虽聚焦不同流域，却共同揭示河流的双重身份。
“共同体美学”重视“我者思维”和“他者思维”，关注观众需求，足可瞥见整个理论的旨归都围绕着“生命”展开，沉淀着对民族审美和性格的观察2。张海龙导演的生态纪录片《江南有苕溪》与《我与大运河》，以河流为媒，将镜头对准中国两大标志性流域：人工开凿的京杭大运河与自然流淌的苕溪，通过影像叙事重构河流与文明的共生关系。苕溪作为良渚文化的摇篮，其水利系统与西险大塘的防洪工程形成古今呼应，彰显从“疏堵结合”到“生态共富”的智慧延续；大运河则以其“连接性”特质，成为古代中国的“互联网”，通过漕运、商贸与人口迁徙，塑造南北经济文化交融的宏大格局。从大运河到苕溪，“山河依旧，哺育诗画江南。东苕溪畔有良渚，实证五千年中华文明圣地。3”这两部作品不仅是对河流的记录，更是对流域文化共同体的美学探索，揭示从“治水”到“亲水”、从“利用”到“共生”的文明演进路径。
一、文明嬗变：地域共同体的诗意空间
地域作为人类文明的摇篮，它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生存基础所在，是人文精神的源头起始之地，对于每一个生命个体而言，浙江这片土地犹如一幅立体画卷，描绘着人生轨迹，又似一段时空见证，记录着生命的蜕变，其中还蕴藏着先民应对自然生态时所呈现出的生存智慧，河流塑造出群体共同拥有的生活美学，同时构建起跨越时空的价值观念，在当代社会里与大众不断产生文化方面的共鸣。从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一直到滋养江南的苕溪，流域不单单是地理脉络，更是文化同源的精神象征体现。
（一）文明根系：江南水脉传承的现代性表达
在探寻文明的源头与发展脉络之时，没有人可以忽视河流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这种作用在人类文明刚刚起始的阶段，大多时候有决定性意义4，甚至可以说是不可以被其他事物所替代的，江河好似文明的脐带，在持续流动的过程当中延续着文明的永恒性，大运河以及苕溪作为中华文明里非常关键的水脉，它们是物质得以流动的通道，同时也是文化进行传承的载体。
纪录片《江南有苕溪》把浙北苕溪流域当作一个窗口，呈现出了传统农耕文明和现代生态智慧相互融合的景象，在这里保留了稻田灌溉、桑基鱼塘等传承了千年的农业模式，而且还孕育出了独特的生物多样性：苕溪鱲作为新被发现的珍稀鱼类，因为其对水质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成为生态环境改善的一种“活指标”，扬子鳄以及特有物种天目铁木、天目杜鹃在这片区域繁衍生长，凹耳蛙、红腹松鼠与滑子菇等生物共同构建起了水陆生态网络。
相较而言，《我与大运河》里河流的现代性呈现为传统技艺跟当代生活相互交融，《造物》中的老木匠唐文化，一生都在专注于运河木船的打造，他的技艺源自千年航运的需要，而他的船模作品成为现代人触碰历史的媒介，苏州非遗传承人仇庆年借助手工研磨矿物颜料，把传统工艺转变成现代艺术语言。水脉不只是地理符号，也是文化基因的传递者，这两部纪录片共同指出水脉在现代化进程里的双重角色，既能守护文化根系，又能推动创新表达。
（二）空间诗学：滨水记忆的景观重构
纪录片跟诗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一般会以富有诗意的修辞方式呈现出独特的审美内涵，早期影像会特意借助远景镜头的叠加，增强光影色调的诗性表达，以此与观众的审美相互呼应5，纪录片运用影像语言对滨水空间开展诗意化的重构，把河流的物理属性转变为文化符号以及情感载体。这个过程既是对历史记忆的视觉留存，也是对地方经验的审美转变。
滨水空间身为文明演进的地理承载者，其诗学构建本质上是人类认知和自然节律相互交织的书写，《江南有苕溪》围绕自然节律这一核心，搭建起多维度的滨水景观叙事，在《天澜》一集里，苕溪流域作为良渚文明的见证，以考古遗址为依托，把先民的技术智慧呈现在黑陶玉器之中，借助刻画符号构建原始文字空间，凭借规模宏大的稻作遗存呈现农业文明对自然景观的重塑。盛夏时节，苕溪湿地生态节律自成美妙诗章：睡莲根系起到净化水体的作用，鸟啼蝉鸣构成生物多样性的交响，微观世界在草叶间展开隐秘的叙事，自然力与生命力在此实现动态平衡，促使地理空间升华为有机整体，这样的空间诗学能解构江南的文化谱系，还可以启发当代人怎样凭借景观重构唤醒沉睡的地域文脉，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重建人文与自然的诗意对话。
在纪录片《我与大运河》里，滨水记忆有着更为深厚的人文历史底蕴，杭州画家吴理人花费了整整十年时间，精心手绘了一幅长达百米的运河长卷，他把运河两岸的市井生活风貌、历史建筑以及民俗活动都巧妙地浓缩在了笔墨之中，长卷里的拱宸桥、漕运码头等场景，借助虚实结合的绘画笔触，使得现实空间和历史想象相互交融在了一起。这样的“手绘重构”，不单单是对地理景观的一种再现，也是对文化记忆的一次重新创作。《栖居》一集中，父子二人的“水上诊所”是以船屋作为叙事的核心内容，船屋不只是物理空间的一种延伸，还被赋予了“善念容器”这样的象征意义，成为运河精神的一种人格化体现，这两部纪录片都是以影像作为媒介，把滨水空间从地理实体转变为了文化符号，达成了记忆的视觉化构建以及情感上的共鸣。它们借助影像实现了从“水系的自然属性”到“文明血脉”的叙事转变，让观众在审美共鸣里重新构建起对滨水空间的认识，滨水不只是一个地理坐标，也是一个承载着文化基因以及情感认同的精神家园。
（三）流动叙事：流域文明的影像表征
纪录片在表现地域文化之时，对历史传统展开讲述乃是其关键内容，地域作为个体生存的地方性空间，具有特定的地理特性与文化标识，承载着个体的成长记忆以及族群的文化根脉，是个体用以确认自我身份的关键依据6，张海龙导演的两部纪录片均以河流作为线索，借助微观叙事与宏观视野相互交织，描绘出流域文明的鲜活画面。
《江南有苕溪》从生态智慧角度回应现代议题，以苕溪生态为基础，探寻农耕智慧与自然法则的和谐共处，苕溪流域自然景观以及生物活动的影像展示，成功构建了苕溪空间诗学里“流动叙事”的维度，苕溪的流动象征着自然与人文的平衡，借助影像的呈现，使流域文明被塑造成为一个动态的共同体，传承传统，又接纳变革。纪录片借助对苕溪流域自然景观以及四季变化下生物活动的影像记录，实际上也是在记录流域文明的动态演变过程。
从良渚时期的稻作农业一直到现代的湿地生态，苕溪流域的文明一直都和这条河流紧密相连。在影像里，流域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每一个片段，都是对苕溪空间诗学里“流动叙事”的生动阐释，这样的影像化历史叙述，让苕溪流域文明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变得具体可感知，还更容易引发观众的共鸣与思考。并且这种叙事方式，提升了纪录片的观赏性与艺术性，呈现了苕溪作为一条生命之河以及流域文明载体的独特价值，为观众理解苕溪、理解江南、理解中华文明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启示。
《我与大运河》从个体命运折射国家历史，以千年运河为轴线，串联起个体命运与传统技艺的现代性。流域文明的流动性在影片中通过跨代际、跨文化的叙事得以凸显。纪录片以“行运”开篇，通过70岁的摄影师刘世昭时隔三十年的两次骑行对比，展现运河沿岸的时空变迁。《追梦》一集中，京剧少年与天鹅舞者的故事并置，隐喻文化传承与个体梦想的共生。
这种流动叙事不仅跨越时间、连接中外，揭示出河流作为文明纽带的包容性。从大运河到苕溪，此类流域纪录片构建起地域共同体的诗意空间。显然，二者的镜头语言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即河流如何以流动的姿态承载历史基因、重塑空间记忆，并在影像中凝结为跨越时空的地域共同体。它们共同诠释河流作为文化基因库与文明催化剂的永恒价值，流域不仅是地理概念，更成为凝聚集体记忆、激发文化认同的精神家园。
二、生生之境：生命共同体的生态图景
“生命共同体”即人与自然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在“生命共同体”理念下公共传播叙述的逻辑既要强调“人”，也要强调自然，同时还要兼顾二者之间和谐共存与发展的关系7。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是核心概念之一。《周易·系辞》有言：“生生之谓易”，意为宇宙万物始终处于动态的生成、变化与延续之中，强调生命力的永恒流动和自然规律的内在驱动。张海龙导演镜头下的纪录片中万物循环往复、不断创生的状态，既是自然法则，也是人类与天地和谐共生的理想境界。
（一）流域生态的视听修辞
从文化意义上来看，宏大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结合，赋予故事一定的意义空间。特写镜头、音乐、同期声、旁白等视听语言的应用，令受众对纪录片中的自然元素产生移情效应，并认可纪录片所传递的内容和观点8。《江南有苕溪》与《我与大运河》以视听修辞与叙事结构的双重创新，构建起生命共同体的动态生命图景。导演通过镜头语言，将这种文明嬗变具象化为“自然剧场”中的复调叙事——虫鸣与雷霆共舞，稻作与城市共生，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交织，呈现出开放性的“生生之境”的美学表达。
苕溪以“自然”为本体，通过航拍与延时摄影技术，展现苕溪流域的季节性景观变迁：春日稻田的嫩绿、夏日昆虫的暗涌、秋日菌种的繁复、冬日水面的薄雾，构成一幅动态的水墨长卷。同时，影片通过技术手段放大自然的微观诗意。《天目》一集中，天目山真菌孢子的显微镜头，超高清画面下，孢子与水分子结合形成降雨。同时，配以合成的空灵音效，将科学观察升华为生命的精华。《天澜》一集中，苕溪水网航拍镜头以冷色调呈现水流的蜿蜒，与无人机俯拍的杭嘉湖平原稻田金黄暖色形成冷暖碰撞，暗喻“水脉滋养土地”的生态逻辑。片中“西溪湿地”段落，芦苇丛中白鹭振翅的声响与城市交通的轰鸣声渐次淡入淡出，形成自然与都市的听觉对话，揭示现代生态治理的复杂平衡。
《我与大运河》则是以“人”为出发点，通过父子船医悬壶济世的烟火叙事、工匠技艺的传承冲突，将运河人文精神嵌入水流脉动，形成“船行家园”的声景空间与“刚柔并济”的美学隐喻。两者一者重“自然哲思”，一者重“人文温度”，以互补的视听语法共同演绎流域生态中生命互通的视听美学。其通过东方智慧的原乡叙事，将生命共同体升华为文明层面的“天人共生”范式。
《江南有苕溪》从良渚水坝的生态密码到余村矿坑的绿色重生，通过展现水、土地与人类在时空中的互动关系，揭示“顺应自然规律”这一可持续理念的核心理念。而《我与大运河》则是以“技艺即道”勾连传统与现代：黄酒酿造的“曲骨水血”之喻、矿物颜料的“天人共造”之思，将手工劳动转化为对自然规律的谦卑效仿。当运河桨声与苕溪雨声共鸣，五千年的治水智慧不再是故乡箴言，而是具象于微生物的发酵、树木的生长之中，成为对“天人合一”的当代重译，为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以柔化刚、以古鉴今的中国方案。
（二）水文网络的生态复调
复调原本是音乐术语，指多个独立旋律线同时进行，形成和谐的整体。借音乐中的复调形式隐喻自然生态系统的多维共生与动态平衡，强调水文系统中不同生态要素、生物群落与自然过程相互交织，形成多声部和谐共振的生态交响。生态复调不仅存在于自然维度，更渗入人文领域。如片中良渚先民依水筑城的空间智慧，诗词中“莲叶何田田”的文学意象投射，共同构成文化层与自然层的复调叠加。这种跨物种、跨时空的共鸣，使水文网络成为承载生态智慧与人文精神的双重文本。
苕溪流域的生态复苏与人文积淀互为映照。《江南有苕溪》中农民以古法稻谷种植结合有机技术，既传承“天人合一”的农耕哲学，将生态资源转化为“水岸共富”的绿色发展动能。从新石器时代的玉器陶器到延续2500年的桑基鱼塘系统，农耕历史深嵌于水土之间，蚕桑技艺、鱼文化节等民俗至今鲜活，而“水下森林”净水、跨区域治水工程则赋予传统以科技新解。这片土地以白鹭翩飞的森林、鱼翔浅底的苕溪鱲，以及循环再生的农业智慧，印证着生态保护与人文传承的共生逻辑。苕溪不仅是一条河流，更是一条串联古今的绿色脉络，为现代可持续发展提供“人与自然共栖”的东方样本。
《我与大运河》巧妙运用“人物群像”构建多元叙事，编织出大运河的水文网络。《传艺》一集中，古籍修复师江澄波与广陵琴派传承人的故事交织：江澄波修复《永乐大典》残页时，镜头聚焦他用镊子轻夹桑皮纸的细节，而琴师拨动琴弦的特写与之平行剪辑，纸张的脆弱与琴弦的韧性形成“文明传承”的双重隐喻。《造物》中，老木匠唐文化制作木船的场景与景德镇陶瓷艺人陈晓东烧制瓷器的失败案例并置：唐文化斧凿木料的粗犷声响，与陈晓东开窑时瓷器开裂的声音形成听觉冲击，暗示传统工艺从“实用”到“艺术”转型中的重获新生。
苕溪水系和京杭运河系统凭借不一样的水文形态共同阐释了江南地区复合型生态水网的多维协同机制，在苕溪流域，生态保护与人文传承相互融合，古法技艺与创新精神彼此交融，传统理念和现代意识产生碰撞，这些在《江南有苕溪》里交织成了一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颂歌，《我与大运河》则以大运河作为轴心，借助众多人物的命运交织，呈现出传统工艺在现代社会中的传承与创新道路。纸张、琴弦、木料、瓷器等承载着历史记忆的物件，一同演绎着文明传承的复杂乐章，这两部作品共同描绘出一幅生动的生态人文图景，呈现了中华文明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的传承、演变以及创新历程。
（三）东方智慧的原乡叙事
原乡大多时候是一种呈现为被对象化状态的复杂情感意象，它意味着家，是祖先那如流动血脉般的存在，是一种深深根植于每一个“原乡人”生命历程里的文化记忆。从弗洛伊德的观点角度去看，或许它象征着一种回归母体的欲望9。原乡一般是一个具体的地理空间，这个空间承载着个人的记忆、情感以及文化认同，并且与过去的时间维度有着紧密的关联。借助回忆、追溯或者重构等方式，可呈现出个体或者群体与原乡之间的历史联系以及情感纠葛，这两部纪录片从不一样的视角呈现了苕溪和大运河这两条河流与中华文明之间深厚的渊源，借助丰富且细腻的人物故事，诠释了关于东方智慧的原乡叙事。
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中水的作用尤为重要。所谓“同饮一江水”，指的是一个群体长期生活在同一条河流附近，形成了相同的生活方式、协调的生产方式和和谐的生存方式，同时也孕育了共同的文化要素，进而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心态。10纪录片《江南有苕溪》追溯苕溪流域五千多年的治理历史，展现出古人“道法自然”的可持续智慧导演从良渚古城遗址的防洪堤坝，到苕溪全景，再到西溪湿地的水网交织，无不佐证着古人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和顺应。张海龙导演提出“苕溪为母河”的论断，与钱塘江的潮涌形成对比，形象地展现出潮水开拓之力与溪流滋养之德的阴阳辩证关系，呼应《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学思想，也恰恰是东方智慧中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的体现。
在大运河中，运河两岸的技艺传承，诠释着“技艺即道”的东方生态哲学。古老的工匠们用双手雕刻着岁月的痕迹，他们的手艺代代相传，如同运河水般绵延不绝。《寻味》一集中，黄酒酿造师张璐因酒液酸败求教老匠人，对方以“曲为酒骨，水为酒血”点破关键，镜头特写老匠人用竹筒舀水的动作，水面倒映着天空的云影，暗示“取法自然”的酿造智慧。《传艺》一集里，苏州颜料匠人仇庆年从矿物中提取朱砂的段落，他手握石杵研磨辰砂，红色粉末在阳光下闪烁如星，旁白引用《考工记》“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将手工劳作升华为“天人共造”的宇宙观。影片中每一件作品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自然和谐的理念，展现了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美好愿景，将东方智慧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技艺传承的叙事中，展现东方生态哲学的独特魅力。
大运河以及苕溪充分呈现出河流与文明之间的深厚关联，借助对生态哲学、文化传播以及地方认同的关注，给予观众更多去深入领会中华文明与东方智慧的契机，当运河的桨声与苕溪的雨声相互交融，东方智慧不再仅仅是典籍里的抽象理念，而是成为具象化的原乡故事，这般叙事是对“天人合一”传统的现代阐释，也为全球生态危机给出了“中国式解决方案”的一种解读。
三、古今互文：文化共同体的价值重构
在中华文明悠悠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大运河与苕溪不单单只是地理意义层面上的水系网络，而是历经千年流淌逐步构建而成的精神坐标系。纪录片《江南有苕溪》以及《我与大运河》借助独特的影像诗学，把这种流域精神解析为作为物质交换动脉的经济之河、作为文化基因宝库的文明之河、作为集体记忆在场的生命之河这三个不同维度。这样的多维度叙事冲破了传统纪录片的框架束缚，在生态美学与人文地理相互交织的过程里，构建起有现代性的文化认同机制。
（一）流域精神与在地性认同建构
地域文化虽以空间为载体，却承载着历史、映照着当下、预示着未来，展现出鲜明的时间维度。11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文化承担着延续中华文脉的重任。
纪录片在展示地域文化时，清晰地呈现了时间线索：既回顾历史，探寻其根源；又展望未来，展现其发展。大运河与苕溪作为流动的文化血脉，不仅是地理空间的纽带，更是情感与记忆的载体。两部纪录片以“流域精神”为叙事主线，将自然水系与人文生态交织，构建起在地性认同的集体意识。
苕溪的叙事具有在地性觉醒的意味。《江南有苕溪》通过追溯苕溪的历史与生态，重新定义了杭州的“母亲河”身份。张海龙对苕溪的寻根，揭示了其作为良渚文明源头和杭州城市起源的核心地位。片中提及的东汉陈浑治水、唐代归珧修堤等历史事件，展现了苕溪流域居民世代与水共生的智慧。此外，这种对地方历史的回溯，不仅唤醒了观众对苕溪的文化记忆，更通过“西险大塘”等水利工程，强化了“水与城共生”的在地性认同。
在《我与大运河》中，24位“小人物”的故事生动展现了流域精神。例如，杭州画家吴理人耗时十年手绘百米运河长卷，用笔墨重现运河历史；北京摄影师刘世昭两次骑行大运河，用镜头记录时代变迁。这些个体的生命轨迹与运河的流动同频共振，呈现出“运河即道路”的主题，不仅指引着中国人的脚步，也串联起南北文化的认同感。纪录片将大运河从国家战略的宏大叙事转向个体生活的微观视角，强调“连接”不仅是地理的贯通，更是情感的共鸣。两部纪录片的共同之处在于对流域精神的挖掘，将自然地理转化为文化符号，让观众在“水脉”与“人脉”的交织中，重新确认自身的归属感。
（二）良渚文化到“两山”理念的文化在场
良渚文明存在于距今约5300年至43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良渚先民在面对洪水泛滥的挑战时，没有简单地筑高坝硬抗，而是巧妙地利用地形，修建复杂的水利系统。而现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则是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它不仅继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传统思想，也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从良渚文明的治水智慧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从大运河再到苕溪，纪录片以古今互文的方式，展现文化在场性的历史延续与现代重构。
良渚文化是苕溪流域的精神原点。《江南有苕溪》详细描绘了良渚先民的水利系统，如老虎岭水坝和谷仓遗址，证明五千年前的先民已通过协同治水实现了“城水共生”与“治水营城”。这种“以疏代堵”的智慧与《我与大运河》中“互联互通”的智慧一脉相承，形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苕溪之畔，五千年前良渚的“黑陶文明”更被赋予了现代意义：施昕更在战火中守护考古成果，以实证回击了“中华文明西来说”，彰显文化自信的根基。
“两山”理念的提出则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生态价值。《江南有苕溪》中，余村从矿山经济转型为生态旅游，成为“绿水青山”理念的实践典范。苕溪流域的治理不再局限于防洪抗旱，而是通过湿地保护、水源涵养等举措，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样本。纪录片以“天目、天霖、天澜、天择、天成”等五个篇章，将苕溪的生态功能与美学价值并置，如西溪湿地从古河道演变为5A景区，既保留自然野趣，又承载文旅经济的活力，而这类从“治水”到“亲水”的转变，呈现传统文化在当代生态文明中的在场性与创新性。
从良渚文明的治水智慧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纪录片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理解。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使观众更加珍视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为建设生态文明和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精神动力。
（三）现代性困境中的文化价值重构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与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当下，传统文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存在传承断裂和价值迷失的风险。张海龙导演的两部生态自然纪录片，通过“共同体美学”叙事，探索文化价值的重构路径，以影像为媒介，展现个体与群体、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联系，构建了一个充满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的共同体空间。
《江南有苕溪》强调科技与人文的融合。余杭未来科技城的崛起，将良渚的“治水基因”转化为“科创基因”。今天的苕溪两岸，已是一座充满想象力的未来之城。以水网作为原型，路网、电网、互联网正让今天这个世界连为一体。那些隐匿在大地躯壳之下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正在让我们看见诸多前所未有的可能，也让我们得以换个角度重新认识大自然。这些科技突破与施昕更的考古精神形成呼应——二者皆以“探索未知”为使命，彰显文化基因的延续性。片中通过“数字中轴”、“科创水街”等现代城市图景，将苕溪的“流动”特质延伸至信息时代，构建起“古今辉映”的文化共同体。
从大运河到苕溪，两部河流纪录片以水为媒，架起了古今对话的桥梁。《我与大运河》和《江南有苕溪》通过“小中见大”与“大中见小”的结合，揭示出文化共同体的深层逻辑，即在流域精神的滋养下，让在地认同、生态智慧与现代创新得以交融，最终实现文化价值的永恒流动与重构。
结语
历史上，苕溪流域诞生了中国大运河漕运之神金龙四大王谢绪，作为南宋儒生却身兼漕运保护神、黄河河神二种身份，其居所邻近东苕溪，这无疑佐证了苕溪在历史长河中的重要地位。而今，余杭正致力于打造杭州城市重要新中心，这与苕溪的历史地位相得益彰，也为这片土地注入新的活力。
从大运河的“人定胜天”到苕溪的“道法自然”，从历史到未来，《江南有苕溪》《我与大运河》纪录片以河流为镜，映照出中华文明从征服自然到敬畏自然再到顺应自然的转型轨迹。《江南有苕溪》站在生态文明与人类文明对望的高度，通过视听叙事与文明叙事的双重叙事，对苕溪进行全面介绍，也预示着杭州正在从“运河时代”重回“苕溪时代”的文化溯源姿态。
江南水系身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典型范例，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还为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实践范例，纪录片借由具体呈现生命共同体理念，为公众打造了生态认知的视觉领域，借助引发情感共鸣以及进行价值引导，为达成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持。
纪录片在美学与生态的交叉点上，为传统文化价值的当代转变开拓了新路径，这是一种基于生命共同体的“共生美学”，这种美学模式或许能为全球生态文明的话语构建提供了独特的中国经验，也以视听媒介这种动态影像语言阐释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文明模式。
（作者刘亚男，博士，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长期从事影视艺术研究。）
1 赵爱霞，左路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文明意蕴［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7（05）：33－40．
2 饶曙光．观察与阐释：“共同体美学”的理念、路径与价值［J］．艺术评论，2021，（03）：24－33．
3 https：／／news．qq．com／rain／a／20250303A069UD00
4 葛剑雄．河流与人类文明［J］．民俗研究，2021，（06）： 5－13＋158．
5 石良豫，张雅清．海洋题材纪录片建构命运共同体的叙事策略与价值意蕴［J］．中国广播影视，2023，（13）：60－63．
6 刘兰．中国纪录片地域影像：从地理景观到国家认同［J］．中国电视，2023，（11）：37－43．
7 李华，李珂．“生命共同体”理念下的公共传播叙事策略研究［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3，（12）：62－64．
8 周毓．景观·影像·移情：自然纪录片的叙事策略探析——以《方舟·东黑冠长臂猿》为例［J］．视听，2024，（07）：68－70．
9 何国威．风景与记忆：新导演的原乡叙事与空间生产［J］．当代电影，2024，（11）：27－34．
10 葛剑雄．河流与人类文明［J］．社会科学文摘，2022，（01）：91－93．
11 马楠楠．大运河题材纪录片：国家形象建构与提升路径探析［J］．中国电视，2022，（08）：9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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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河流作为地理的脉络，同样也是文明的摇篮，纪录片《江南有苕溪》与《我与大运河》以江南水系河流为叙事载体，着重关注流域的文明演变以及美学实践，剖析流域纪录片构建地域特色、生态环境以及文化传承的多重共同体美学体系。以“文明嬗变”作为切入点，同时以“生生之境”作为美学核心，基于“古今互文”的文化价值重构，揭示流域精神对在地性认同的塑造作用。两部纪录片以江南水系作为媒介，借助流域纪录片的共同体美学实践，为中国生态文明以及传统文化价值的当代转化给予理论启示和影像范式。
关键词：流域纪录片；《江南有苕溪》；《我与大运河》；共同体美学；河流叙事与文明演进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人民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推进人类社会发展、建设美好地球家园提出的中国方案，其理论意涵和现实构建中有着丰富的生态意蕴1。河流，既是地理的脉络，亦是文明的摇篮。
2025年2月26日，五集生态纪录片《江南有苕溪》登陆CCTV－17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乡土中国》栏目，通过五集篇章（《天目》《天霖》《天澜》《天择》《天成》），以四季轮回为叙事轴线，展现苕溪流域的生物多样性、良渚文明的起源以及“两山”理念的现代实践。
《我与大运河》则以京杭大运河为叙事载体，通过二十四位“小人物”的故事，串联起运河沿岸的商贸、技艺与生活记忆，重构一条“活态”的文化长河。两部作品虽聚焦不同流域，却共同揭示河流的双重身份。
“共同体美学”重视“我者思维”和“他者思维”，关注观众需求，足可瞥见整个理论的旨归都围绕着“生命”展开，沉淀着对民族审美和性格的观察2。张海龙导演的生态纪录片《江南有苕溪》与《我与大运河》，以河流为媒，将镜头对准中国两大标志性流域：人工开凿的京杭大运河与自然流淌的苕溪，通过影像叙事重构河流与文明的共生关系。苕溪作为良渚文化的摇篮，其水利系统与西险大塘的防洪工程形成古今呼应，彰显从“疏堵结合”到“生态共富”的智慧延续；大运河则以其“连接性”特质，成为古代中国的“互联网”，通过漕运、商贸与人口迁徙，塑造南北经济文化交融的宏大格局。从大运河到苕溪，“山河依旧，哺育诗画江南。东苕溪畔有良渚，实证五千年中华文明圣地。3”这两部作品不仅是对河流的记录，更是对流域文化共同体的美学探索，揭示从“治水”到“亲水”、从“利用”到“共生”的文明演进路径。
一、文明嬗变：地域共同体的诗意空间
地域作为人类文明的摇篮，它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生存基础所在，是人文精神的源头起始之地，对于每一个生命个体而言，浙江这片土地犹如一幅立体画卷，描绘着人生轨迹，又似一段时空见证，记录着生命的蜕变，其中还蕴藏着先民应对自然生态时所呈现出的生存智慧，河流塑造出群体共同拥有的生活美学，同时构建起跨越时空的价值观念，在当代社会里与大众不断产生文化方面的共鸣。从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一直到滋养江南的苕溪，流域不单单是地理脉络，更是文化同源的精神象征体现。
（一）文明根系：江南水脉传承的现代性表达
在探寻文明的源头与发展脉络之时，没有人可以忽视河流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这种作用在人类文明刚刚起始的阶段，大多时候有决定性意义4，甚至可以说是不可以被其他事物所替代的，江河好似文明的脐带，在持续流动的过程当中延续着文明的永恒性，大运河以及苕溪作为中华文明里非常关键的水脉，它们是物质得以流动的通道，同时也是文化进行传承的载体。
纪录片《江南有苕溪》把浙北苕溪流域当作一个窗口，呈现出了传统农耕文明和现代生态智慧相互融合的景象，在这里保留了稻田灌溉、桑基鱼塘等传承了千年的农业模式，而且还孕育出了独特的生物多样性：苕溪鱲作为新被发现的珍稀鱼类，因为其对水质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成为生态环境改善的一种“活指标”，扬子鳄以及特有物种天目铁木、天目杜鹃在这片区域繁衍生长，凹耳蛙、红腹松鼠与滑子菇等生物共同构建起了水陆生态网络。
相较而言，《我与大运河》里河流的现代性呈现为传统技艺跟当代生活相互交融，《造物》中的老木匠唐文化，一生都在专注于运河木船的打造，他的技艺源自千年航运的需要，而他的船模作品成为现代人触碰历史的媒介，苏州非遗传承人仇庆年借助手工研磨矿物颜料，把传统工艺转变成现代艺术语言。水脉不只是地理符号，也是文化基因的传递者，这两部纪录片共同指出水脉在现代化进程里的双重角色，既能守护文化根系，又能推动创新表达。
（二）空间诗学：滨水记忆的景观重构
纪录片跟诗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一般会以富有诗意的修辞方式呈现出独特的审美内涵，早期影像会特意借助远景镜头的叠加，增强光影色调的诗性表达，以此与观众的审美相互呼应5，纪录片运用影像语言对滨水空间开展诗意化的重构，把河流的物理属性转变为文化符号以及情感载体。这个过程既是对历史记忆的视觉留存，也是对地方经验的审美转变。
滨水空间身为文明演进的地理承载者，其诗学构建本质上是人类认知和自然节律相互交织的书写，《江南有苕溪》围绕自然节律这一核心，搭建起多维度的滨水景观叙事，在《天澜》一集里，苕溪流域作为良渚文明的见证，以考古遗址为依托，把先民的技术智慧呈现在黑陶玉器之中，借助刻画符号构建原始文字空间，凭借规模宏大的稻作遗存呈现农业文明对自然景观的重塑。盛夏时节，苕溪湿地生态节律自成美妙诗章：睡莲根系起到净化水体的作用，鸟啼蝉鸣构成生物多样性的交响，微观世界在草叶间展开隐秘的叙事，自然力与生命力在此实现动态平衡，促使地理空间升华为有机整体，这样的空间诗学能解构江南的文化谱系，还可以启发当代人怎样凭借景观重构唤醒沉睡的地域文脉，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重建人文与自然的诗意对话。
在纪录片《我与大运河》里，滨水记忆有着更为深厚的人文历史底蕴，杭州画家吴理人花费了整整十年时间，精心手绘了一幅长达百米的运河长卷，他把运河两岸的市井生活风貌、历史建筑以及民俗活动都巧妙地浓缩在了笔墨之中，长卷里的拱宸桥、漕运码头等场景，借助虚实结合的绘画笔触，使得现实空间和历史想象相互交融在了一起。这样的“手绘重构”，不单单是对地理景观的一种再现，也是对文化记忆的一次重新创作。《栖居》一集中，父子二人的“水上诊所”是以船屋作为叙事的核心内容，船屋不只是物理空间的一种延伸，还被赋予了“善念容器”这样的象征意义，成为运河精神的一种人格化体现，这两部纪录片都是以影像作为媒介，把滨水空间从地理实体转变为了文化符号，达成了记忆的视觉化构建以及情感上的共鸣。它们借助影像实现了从“水系的自然属性”到“文明血脉”的叙事转变，让观众在审美共鸣里重新构建起对滨水空间的认识，滨水不只是一个地理坐标，也是一个承载着文化基因以及情感认同的精神家园。
（三）流动叙事：流域文明的影像表征
纪录片在表现地域文化之时，对历史传统展开讲述乃是其关键内容，地域作为个体生存的地方性空间，具有特定的地理特性与文化标识，承载着个体的成长记忆以及族群的文化根脉，是个体用以确认自我身份的关键依据6，张海龙导演的两部纪录片均以河流作为线索，借助微观叙事与宏观视野相互交织，描绘出流域文明的鲜活画面。
《江南有苕溪》从生态智慧角度回应现代议题，以苕溪生态为基础，探寻农耕智慧与自然法则的和谐共处，苕溪流域自然景观以及生物活动的影像展示，成功构建了苕溪空间诗学里“流动叙事”的维度，苕溪的流动象征着自然与人文的平衡，借助影像的呈现，使流域文明被塑造成为一个动态的共同体，传承传统，又接纳变革。纪录片借助对苕溪流域自然景观以及四季变化下生物活动的影像记录，实际上也是在记录流域文明的动态演变过程。
从良渚时期的稻作农业一直到现代的湿地生态，苕溪流域的文明一直都和这条河流紧密相连。在影像里，流域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每一个片段，都是对苕溪空间诗学里“流动叙事”的生动阐释，这样的影像化历史叙述，让苕溪流域文明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变得具体可感知，还更容易引发观众的共鸣与思考。并且这种叙事方式，提升了纪录片的观赏性与艺术性，呈现了苕溪作为一条生命之河以及流域文明载体的独特价值，为观众理解苕溪、理解江南、理解中华文明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启示。
《我与大运河》从个体命运折射国家历史，以千年运河为轴线，串联起个体命运与传统技艺的现代性。流域文明的流动性在影片中通过跨代际、跨文化的叙事得以凸显。纪录片以“行运”开篇，通过70岁的摄影师刘世昭时隔三十年的两次骑行对比，展现运河沿岸的时空变迁。《追梦》一集中，京剧少年与天鹅舞者的故事并置，隐喻文化传承与个体梦想的共生。
这种流动叙事不仅跨越时间、连接中外，揭示出河流作为文明纽带的包容性。从大运河到苕溪，此类流域纪录片构建起地域共同体的诗意空间。显然，二者的镜头语言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即河流如何以流动的姿态承载历史基因、重塑空间记忆，并在影像中凝结为跨越时空的地域共同体。它们共同诠释河流作为文化基因库与文明催化剂的永恒价值，流域不仅是地理概念，更成为凝聚集体记忆、激发文化认同的精神家园。
二、生生之境：生命共同体的生态图景
“生命共同体”即人与自然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在“生命共同体”理念下公共传播叙述的逻辑既要强调“人”，也要强调自然，同时还要兼顾二者之间和谐共存与发展的关系7。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是核心概念之一。《周易·系辞》有言：“生生之谓易”，意为宇宙万物始终处于动态的生成、变化与延续之中，强调生命力的永恒流动和自然规律的内在驱动。张海龙导演镜头下的纪录片中万物循环往复、不断创生的状态，既是自然法则，也是人类与天地和谐共生的理想境界。
（一）流域生态的视听修辞
从文化意义上来看，宏大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结合，赋予故事一定的意义空间。特写镜头、音乐、同期声、旁白等视听语言的应用，令受众对纪录片中的自然元素产生移情效应，并认可纪录片所传递的内容和观点8。《江南有苕溪》与《我与大运河》以视听修辞与叙事结构的双重创新，构建起生命共同体的动态生命图景。导演通过镜头语言，将这种文明嬗变具象化为“自然剧场”中的复调叙事——虫鸣与雷霆共舞，稻作与城市共生，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交织，呈现出开放性的“生生之境”的美学表达。
苕溪以“自然”为本体，通过航拍与延时摄影技术，展现苕溪流域的季节性景观变迁：春日稻田的嫩绿、夏日昆虫的暗涌、秋日菌种的繁复、冬日水面的薄雾，构成一幅动态的水墨长卷。同时，影片通过技术手段放大自然的微观诗意。《天目》一集中，天目山真菌孢子的显微镜头，超高清画面下，孢子与水分子结合形成降雨。同时，配以合成的空灵音效，将科学观察升华为生命的精华。《天澜》一集中，苕溪水网航拍镜头以冷色调呈现水流的蜿蜒，与无人机俯拍的杭嘉湖平原稻田金黄暖色形成冷暖碰撞，暗喻“水脉滋养土地”的生态逻辑。片中“西溪湿地”段落，芦苇丛中白鹭振翅的声响与城市交通的轰鸣声渐次淡入淡出，形成自然与都市的听觉对话，揭示现代生态治理的复杂平衡。
《我与大运河》则是以“人”为出发点，通过父子船医悬壶济世的烟火叙事、工匠技艺的传承冲突，将运河人文精神嵌入水流脉动，形成“船行家园”的声景空间与“刚柔并济”的美学隐喻。两者一者重“自然哲思”，一者重“人文温度”，以互补的视听语法共同演绎流域生态中生命互通的视听美学。其通过东方智慧的原乡叙事，将生命共同体升华为文明层面的“天人共生”范式。
《江南有苕溪》从良渚水坝的生态密码到余村矿坑的绿色重生，通过展现水、土地与人类在时空中的互动关系，揭示“顺应自然规律”这一可持续理念的核心理念。而《我与大运河》则是以“技艺即道”勾连传统与现代：黄酒酿造的“曲骨水血”之喻、矿物颜料的“天人共造”之思，将手工劳动转化为对自然规律的谦卑效仿。当运河桨声与苕溪雨声共鸣，五千年的治水智慧不再是故乡箴言，而是具象于微生物的发酵、树木的生长之中，成为对“天人合一”的当代重译，为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以柔化刚、以古鉴今的中国方案。
（二）水文网络的生态复调
复调原本是音乐术语，指多个独立旋律线同时进行，形成和谐的整体。借音乐中的复调形式隐喻自然生态系统的多维共生与动态平衡，强调水文系统中不同生态要素、生物群落与自然过程相互交织，形成多声部和谐共振的生态交响。生态复调不仅存在于自然维度，更渗入人文领域。如片中良渚先民依水筑城的空间智慧，诗词中“莲叶何田田”的文学意象投射，共同构成文化层与自然层的复调叠加。这种跨物种、跨时空的共鸣，使水文网络成为承载生态智慧与人文精神的双重文本。
苕溪流域的生态复苏与人文积淀互为映照。《江南有苕溪》中农民以古法稻谷种植结合有机技术，既传承“天人合一”的农耕哲学，将生态资源转化为“水岸共富”的绿色发展动能。从新石器时代的玉器陶器到延续2500年的桑基鱼塘系统，农耕历史深嵌于水土之间，蚕桑技艺、鱼文化节等民俗至今鲜活，而“水下森林”净水、跨区域治水工程则赋予传统以科技新解。这片土地以白鹭翩飞的森林、鱼翔浅底的苕溪鱲，以及循环再生的农业智慧，印证着生态保护与人文传承的共生逻辑。苕溪不仅是一条河流，更是一条串联古今的绿色脉络，为现代可持续发展提供“人与自然共栖”的东方样本。
《我与大运河》巧妙运用“人物群像”构建多元叙事，编织出大运河的水文网络。《传艺》一集中，古籍修复师江澄波与广陵琴派传承人的故事交织：江澄波修复《永乐大典》残页时，镜头聚焦他用镊子轻夹桑皮纸的细节，而琴师拨动琴弦的特写与之平行剪辑，纸张的脆弱与琴弦的韧性形成“文明传承”的双重隐喻。《造物》中，老木匠唐文化制作木船的场景与景德镇陶瓷艺人陈晓东烧制瓷器的失败案例并置：唐文化斧凿木料的粗犷声响，与陈晓东开窑时瓷器开裂的声音形成听觉冲击，暗示传统工艺从“实用”到“艺术”转型中的重获新生。
苕溪水系和京杭运河系统凭借不一样的水文形态共同阐释了江南地区复合型生态水网的多维协同机制，在苕溪流域，生态保护与人文传承相互融合，古法技艺与创新精神彼此交融，传统理念和现代意识产生碰撞，这些在《江南有苕溪》里交织成了一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颂歌，《我与大运河》则以大运河作为轴心，借助众多人物的命运交织，呈现出传统工艺在现代社会中的传承与创新道路。纸张、琴弦、木料、瓷器等承载着历史记忆的物件，一同演绎着文明传承的复杂乐章，这两部作品共同描绘出一幅生动的生态人文图景，呈现了中华文明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的传承、演变以及创新历程。
（三）东方智慧的原乡叙事
原乡大多时候是一种呈现为被对象化状态的复杂情感意象，它意味着家，是祖先那如流动血脉般的存在，是一种深深根植于每一个“原乡人”生命历程里的文化记忆。从弗洛伊德的观点角度去看，或许它象征着一种回归母体的欲望9。原乡一般是一个具体的地理空间，这个空间承载着个人的记忆、情感以及文化认同，并且与过去的时间维度有着紧密的关联。借助回忆、追溯或者重构等方式，可呈现出个体或者群体与原乡之间的历史联系以及情感纠葛，这两部纪录片从不一样的视角呈现了苕溪和大运河这两条河流与中华文明之间深厚的渊源，借助丰富且细腻的人物故事，诠释了关于东方智慧的原乡叙事。
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中水的作用尤为重要。所谓“同饮一江水”，指的是一个群体长期生活在同一条河流附近，形成了相同的生活方式、协调的生产方式和和谐的生存方式，同时也孕育了共同的文化要素，进而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心态。10纪录片《江南有苕溪》追溯苕溪流域五千多年的治理历史，展现出古人“道法自然”的可持续智慧导演从良渚古城遗址的防洪堤坝，到苕溪全景，再到西溪湿地的水网交织，无不佐证着古人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和顺应。张海龙导演提出“苕溪为母河”的论断，与钱塘江的潮涌形成对比，形象地展现出潮水开拓之力与溪流滋养之德的阴阳辩证关系，呼应《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学思想，也恰恰是东方智慧中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的体现。
在大运河中，运河两岸的技艺传承，诠释着“技艺即道”的东方生态哲学。古老的工匠们用双手雕刻着岁月的痕迹，他们的手艺代代相传，如同运河水般绵延不绝。《寻味》一集中，黄酒酿造师张璐因酒液酸败求教老匠人，对方以“曲为酒骨，水为酒血”点破关键，镜头特写老匠人用竹筒舀水的动作，水面倒映着天空的云影，暗示“取法自然”的酿造智慧。《传艺》一集里，苏州颜料匠人仇庆年从矿物中提取朱砂的段落，他手握石杵研磨辰砂，红色粉末在阳光下闪烁如星，旁白引用《考工记》“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将手工劳作升华为“天人共造”的宇宙观。影片中每一件作品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自然和谐的理念，展现了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美好愿景，将东方智慧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技艺传承的叙事中，展现东方生态哲学的独特魅力。
大运河以及苕溪充分呈现出河流与文明之间的深厚关联，借助对生态哲学、文化传播以及地方认同的关注，给予观众更多去深入领会中华文明与东方智慧的契机，当运河的桨声与苕溪的雨声相互交融，东方智慧不再仅仅是典籍里的抽象理念，而是成为具象化的原乡故事，这般叙事是对“天人合一”传统的现代阐释，也为全球生态危机给出了“中国式解决方案”的一种解读。
三、古今互文：文化共同体的价值重构
在中华文明悠悠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大运河与苕溪不单单只是地理意义层面上的水系网络，而是历经千年流淌逐步构建而成的精神坐标系。纪录片《江南有苕溪》以及《我与大运河》借助独特的影像诗学，把这种流域精神解析为作为物质交换动脉的经济之河、作为文化基因宝库的文明之河、作为集体记忆在场的生命之河这三个不同维度。这样的多维度叙事冲破了传统纪录片的框架束缚，在生态美学与人文地理相互交织的过程里，构建起有现代性的文化认同机制。
（一）流域精神与在地性认同建构
地域文化虽以空间为载体，却承载着历史、映照着当下、预示着未来，展现出鲜明的时间维度。11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文化承担着延续中华文脉的重任。
纪录片在展示地域文化时，清晰地呈现了时间线索：既回顾历史，探寻其根源；又展望未来，展现其发展。大运河与苕溪作为流动的文化血脉，不仅是地理空间的纽带，更是情感与记忆的载体。两部纪录片以“流域精神”为叙事主线，将自然水系与人文生态交织，构建起在地性认同的集体意识。
苕溪的叙事具有在地性觉醒的意味。《江南有苕溪》通过追溯苕溪的历史与生态，重新定义了杭州的“母亲河”身份。张海龙对苕溪的寻根，揭示了其作为良渚文明源头和杭州城市起源的核心地位。片中提及的东汉陈浑治水、唐代归珧修堤等历史事件，展现了苕溪流域居民世代与水共生的智慧。此外，这种对地方历史的回溯，不仅唤醒了观众对苕溪的文化记忆，更通过“西险大塘”等水利工程，强化了“水与城共生”的在地性认同。
在《我与大运河》中，24位“小人物”的故事生动展现了流域精神。例如，杭州画家吴理人耗时十年手绘百米运河长卷，用笔墨重现运河历史；北京摄影师刘世昭两次骑行大运河，用镜头记录时代变迁。这些个体的生命轨迹与运河的流动同频共振，呈现出“运河即道路”的主题，不仅指引着中国人的脚步，也串联起南北文化的认同感。纪录片将大运河从国家战略的宏大叙事转向个体生活的微观视角，强调“连接”不仅是地理的贯通，更是情感的共鸣。两部纪录片的共同之处在于对流域精神的挖掘，将自然地理转化为文化符号，让观众在“水脉”与“人脉”的交织中，重新确认自身的归属感。
（二）良渚文化到“两山”理念的文化在场
良渚文明存在于距今约5300年至43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良渚先民在面对洪水泛滥的挑战时，没有简单地筑高坝硬抗，而是巧妙地利用地形，修建复杂的水利系统。而现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则是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它不仅继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传统思想，也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从良渚文明的治水智慧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从大运河再到苕溪，纪录片以古今互文的方式，展现文化在场性的历史延续与现代重构。
良渚文化是苕溪流域的精神原点。《江南有苕溪》详细描绘了良渚先民的水利系统，如老虎岭水坝和谷仓遗址，证明五千年前的先民已通过协同治水实现了“城水共生”与“治水营城”。这种“以疏代堵”的智慧与《我与大运河》中“互联互通”的智慧一脉相承，形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苕溪之畔，五千年前良渚的“黑陶文明”更被赋予了现代意义：施昕更在战火中守护考古成果，以实证回击了“中华文明西来说”，彰显文化自信的根基。
“两山”理念的提出则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生态价值。《江南有苕溪》中，余村从矿山经济转型为生态旅游，成为“绿水青山”理念的实践典范。苕溪流域的治理不再局限于防洪抗旱，而是通过湿地保护、水源涵养等举措，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样本。纪录片以“天目、天霖、天澜、天择、天成”等五个篇章，将苕溪的生态功能与美学价值并置，如西溪湿地从古河道演变为5A景区，既保留自然野趣，又承载文旅经济的活力，而这类从“治水”到“亲水”的转变，呈现传统文化在当代生态文明中的在场性与创新性。
从良渚文明的治水智慧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纪录片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理解。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使观众更加珍视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为建设生态文明和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精神动力。
（三）现代性困境中的文化价值重构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与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当下，传统文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存在传承断裂和价值迷失的风险。张海龙导演的两部生态自然纪录片，通过“共同体美学”叙事，探索文化价值的重构路径，以影像为媒介，展现个体与群体、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联系，构建了一个充满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的共同体空间。
《江南有苕溪》强调科技与人文的融合。余杭未来科技城的崛起，将良渚的“治水基因”转化为“科创基因”。今天的苕溪两岸，已是一座充满想象力的未来之城。以水网作为原型，路网、电网、互联网正让今天这个世界连为一体。那些隐匿在大地躯壳之下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正在让我们看见诸多前所未有的可能，也让我们得以换个角度重新认识大自然。这些科技突破与施昕更的考古精神形成呼应——二者皆以“探索未知”为使命，彰显文化基因的延续性。片中通过“数字中轴”、“科创水街”等现代城市图景，将苕溪的“流动”特质延伸至信息时代，构建起“古今辉映”的文化共同体。
从大运河到苕溪，两部河流纪录片以水为媒，架起了古今对话的桥梁。《我与大运河》和《江南有苕溪》通过“小中见大”与“大中见小”的结合，揭示出文化共同体的深层逻辑，即在流域精神的滋养下，让在地认同、生态智慧与现代创新得以交融，最终实现文化价值的永恒流动与重构。
结语
历史上，苕溪流域诞生了中国大运河漕运之神金龙四大王谢绪，作为南宋儒生却身兼漕运保护神、黄河河神二种身份，其居所邻近东苕溪，这无疑佐证了苕溪在历史长河中的重要地位。而今，余杭正致力于打造杭州城市重要新中心，这与苕溪的历史地位相得益彰，也为这片土地注入新的活力。
从大运河的“人定胜天”到苕溪的“道法自然”，从历史到未来，《江南有苕溪》《我与大运河》纪录片以河流为镜，映照出中华文明从征服自然到敬畏自然再到顺应自然的转型轨迹。《江南有苕溪》站在生态文明与人类文明对望的高度，通过视听叙事与文明叙事的双重叙事，对苕溪进行全面介绍，也预示着杭州正在从“运河时代”重回“苕溪时代”的文化溯源姿态。
江南水系身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典型范例，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还为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实践范例，纪录片借由具体呈现生命共同体理念，为公众打造了生态认知的视觉领域，借助引发情感共鸣以及进行价值引导，为达成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持。
纪录片在美学与生态的交叉点上，为传统文化价值的当代转变开拓了新路径，这是一种基于生命共同体的“共生美学”，这种美学模式或许能为全球生态文明的话语构建提供了独特的中国经验，也以视听媒介这种动态影像语言阐释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文明模式。
（作者刘亚男，博士，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长期从事影视艺术研究。）
1 赵爱霞，左路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文明意蕴［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7（05）：33－40．
2 饶曙光．观察与阐释：“共同体美学”的理念、路径与价值［J］．艺术评论，2021，（03）：24－33．
3 https：／／news．qq．com／rain／a／20250303A069UD00
4 葛剑雄．河流与人类文明［J］．民俗研究，2021，（06）： 5－13＋158．
5 石良豫，张雅清．海洋题材纪录片建构命运共同体的叙事策略与价值意蕴［J］．中国广播影视，2023，（13）：60－63．
6 刘兰．中国纪录片地域影像：从地理景观到国家认同［J］．中国电视，2023，（11）：37－43．
7 李华，李珂．“生命共同体”理念下的公共传播叙事策略研究［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3，（12）：62－64．
8 周毓．景观·影像·移情：自然纪录片的叙事策略探析——以《方舟·东黑冠长臂猿》为例［J］．视听，2024，（07）：68－70．
9 何国威．风景与记忆：新导演的原乡叙事与空间生产［J］．当代电影，2024，（11）：27－34．
10 葛剑雄．河流与人类文明［J］．社会科学文摘，2022，（01）：91－93．
11 马楠楠．大运河题材纪录片：国家形象建构与提升路径探析［J］．中国电视，2022，（08）：9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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