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南京照相馆》海报
今年暑期档，申奥执导的电影《南京照相馆》以独特的视角与深刻的历史回响，成为一部不容忽视的作品。历史的沧桑肌理与艺术的叙事张力在此交融，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民族记忆对话。
让历史显影
此前，南京大屠杀题材的影像创作，多以宏观视角铺展战争全景，或以标志性事件为核心展现历史的沉重与残酷。《南京照相馆》则另辟蹊径，以一家照相馆的微观叙事来折射这段血色历史。南京大屠杀期间，一群普通人在吉祥照相馆里暂避战火，却被迫为日军摄影师冲洗底片，意外发现了记录日军屠城暴行的罪证照片。他们本想在乱世中苟全性命，但目睹这些血淋淋的真相后，毅然决定不惜一切代价留存底片，让日军的罪行曝光于天下，让历史真相得以传递。
相片是影片中核心的意象，被赋予多重意义。
和平年代的相片，承载着朴素而温暖的价值。影片里，照相馆的墙上挂满普通人的笑脸：新婚夫妇的羞涩浅笑、孩童的天真憨态、全家福的团圆暖意……这些影像记录着南京城曾经的烟火气，定格了老百姓平凡的幸福。此时的相片，是生活的注脚，是人们对美好的珍视。
日军攻占南京后，相片沦为暴力机器的附庸，成为侵略者美化战争、操控舆论的工具。日军的镜头对准中国人倒在血泊中的瞬间，快门声与枪声交织成死亡的节拍，每一张影像都被他们视作“战绩”的注脚，沦为军国主义煽动国内狂热情绪的宣传素材。面对国际舆论，日军又试图以虚假的“亲善照”粉饰侵略，将侵略的罪恶包装成“解放”的谎言。侵略者不仅屠戮生命，更试图篡改记忆。
躲进吉祥照相馆里的人们手无寸铁，却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交出底片换取苟活，还是冒死传递真相？最终，他们选择了后者。那些记录着屠杀现场、街头枪决等的相片，承载着南京城的血泪记忆。它们应该成为法庭上审判战犯的铁证，成为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利器——相片上凝固的血迹无法篡改，定格的事实不容否认，任何试图歪曲历史的企图，在这些影像前都将不攻自破。
影片的彩蛋部分，昔日南京城的景象与今日南京的繁华重叠，片中人物拼死保护的底片上，是如今我们随手可拍的蓝天白云、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此时，一种无须言说的震撼油然而生。
《南京照相馆》以相片为叙事线索，让历史通过普通人与相片的互动——冲洗、藏匿、传递，慢慢浮现。这种以小见大的视角，让宏大的历史叙事落到个体的具体经历中，与普通人的悲喜、生死和抉择紧密相连。观众由此得以更直观地触摸历史的厚重，也让这段人们熟知的历史有了更贴近个体经验、更具代入感的讲述方式。
人性的对照
作为一种类型电影，战争片的核心魅力还在于对人性的深度探寻与艺术呈现，那些在极端环境下依然顽强闪耀的人性微光，总能穿透银幕打动观众。
在日军屠城的阴影下，吉祥照相馆成了乱世中的一座孤岛。邮差阿昌第一个躲进照相馆，他冒用学徒身份求生，面对日军的枪口瑟瑟发抖，显得胆小而慌乱；跑龙套的演员毓秀，逃难时还带着旗袍，心心念念的是她的电影梦；日军翻译官自诩靠脑子吃饭，以为讨好日军就能换得生路；照相馆老板老金，带着家人藏在地窖，以为战争过后，还能安然生活在他心爱的南京城里……
这群小人物并非天生的英雄，却最终都选择了抗争与牺牲。
这种转变绝非偶然的冲动，而是民族意识在血与火中必然的觉醒。当日军铁蹄踏碎城池，当同胞的鲜血浸染熟悉的街道，即便是最卑微的个体，也在经历最痛苦的精神震荡——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此时的沉默已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屈从。于是，牺牲便从被动承受转化为主动选择，成为对侵略者最有力的反抗。
中华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的传统，在和平时期或许隐而不彰，却总能在民族存亡之际迸发出惊人的力量。小人物的选择与牺牲，正是文化基因在历史危急时刻的显性表达，他们用生命完成了从凡夫俗子到民族脊梁的身份重构。每一个传递真相的牺牲者都是刺破侵略谎言的微光，这些微光汇聚起来，最终照亮了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道路。
另一方面，影片所展现的日本兵屠杀平民时的狞笑、用活人练习刺刀的兴奋、比赛杀人的癫狂，无不昭示着这群侵略者已丧失基本的人性。日本随军摄影师伊藤，是影片着力刻画的反派人物。与其他张牙舞爪的日本军人不同，他面带微笑，称阿昌为朋友，给流浪狗喂食，在前半程俨然一副“有人性”的模样。但这些不过是一层薄薄的伪装，一戳即破。他的伪善，根源不在个人品性，而在于军国主义的浸淫下战争被奉为最高价值，人性中的真善美被侵蚀和吞噬，士兵陷入狂热的战争情绪，沦为杀戮的机器。揭穿伊藤们的伪善嘴脸，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看清军国主义的真面目。
《南京照相馆》并非完美无缺：部分角色的转变略显仓促，个别情节的设计存在戏剧化痕迹，但这些瑕疵不会掩盖影片的光芒。它完成了一次对历史的庄重回望，也让观众在回望中更深刻地理解何为铭记，如何前行。当“铭记历史，吾辈自强”的字幕浮现，这八个字的分量如此沉甸甸。它既是对30万亡灵的告慰：山河犹在国泰民安；更是一份誓言：新时代的我们，必须以自强守护来之不易的安宁。
那些定格在底片上的苦难，终将在我们手中转化为奋进的力量。（李愚）
电影《南京照相馆》海报
今年暑期档，申奥执导的电影《南京照相馆》以独特的视角与深刻的历史回响，成为一部不容忽视的作品。历史的沧桑肌理与艺术的叙事张力在此交融，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民族记忆对话。
让历史显影
此前，南京大屠杀题材的影像创作，多以宏观视角铺展战争全景，或以标志性事件为核心展现历史的沉重与残酷。《南京照相馆》则另辟蹊径，以一家照相馆的微观叙事来折射这段血色历史。南京大屠杀期间，一群普通人在吉祥照相馆里暂避战火，却被迫为日军摄影师冲洗底片，意外发现了记录日军屠城暴行的罪证照片。他们本想在乱世中苟全性命，但目睹这些血淋淋的真相后，毅然决定不惜一切代价留存底片，让日军的罪行曝光于天下，让历史真相得以传递。
相片是影片中核心的意象，被赋予多重意义。
和平年代的相片，承载着朴素而温暖的价值。影片里，照相馆的墙上挂满普通人的笑脸：新婚夫妇的羞涩浅笑、孩童的天真憨态、全家福的团圆暖意……这些影像记录着南京城曾经的烟火气，定格了老百姓平凡的幸福。此时的相片，是生活的注脚，是人们对美好的珍视。
日军攻占南京后，相片沦为暴力机器的附庸，成为侵略者美化战争、操控舆论的工具。日军的镜头对准中国人倒在血泊中的瞬间，快门声与枪声交织成死亡的节拍，每一张影像都被他们视作“战绩”的注脚，沦为军国主义煽动国内狂热情绪的宣传素材。面对国际舆论，日军又试图以虚假的“亲善照”粉饰侵略，将侵略的罪恶包装成“解放”的谎言。侵略者不仅屠戮生命，更试图篡改记忆。
躲进吉祥照相馆里的人们手无寸铁，却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交出底片换取苟活，还是冒死传递真相？最终，他们选择了后者。那些记录着屠杀现场、街头枪决等的相片，承载着南京城的血泪记忆。它们应该成为法庭上审判战犯的铁证，成为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利器——相片上凝固的血迹无法篡改，定格的事实不容否认，任何试图歪曲历史的企图，在这些影像前都将不攻自破。
影片的彩蛋部分，昔日南京城的景象与今日南京的繁华重叠，片中人物拼死保护的底片上，是如今我们随手可拍的蓝天白云、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此时，一种无须言说的震撼油然而生。
《南京照相馆》以相片为叙事线索，让历史通过普通人与相片的互动——冲洗、藏匿、传递，慢慢浮现。这种以小见大的视角，让宏大的历史叙事落到个体的具体经历中，与普通人的悲喜、生死和抉择紧密相连。观众由此得以更直观地触摸历史的厚重，也让这段人们熟知的历史有了更贴近个体经验、更具代入感的讲述方式。
人性的对照
作为一种类型电影，战争片的核心魅力还在于对人性的深度探寻与艺术呈现，那些在极端环境下依然顽强闪耀的人性微光，总能穿透银幕打动观众。
在日军屠城的阴影下，吉祥照相馆成了乱世中的一座孤岛。邮差阿昌第一个躲进照相馆，他冒用学徒身份求生，面对日军的枪口瑟瑟发抖，显得胆小而慌乱；跑龙套的演员毓秀，逃难时还带着旗袍，心心念念的是她的电影梦；日军翻译官自诩靠脑子吃饭，以为讨好日军就能换得生路；照相馆老板老金，带着家人藏在地窖，以为战争过后，还能安然生活在他心爱的南京城里……
这群小人物并非天生的英雄，却最终都选择了抗争与牺牲。
这种转变绝非偶然的冲动，而是民族意识在血与火中必然的觉醒。当日军铁蹄踏碎城池，当同胞的鲜血浸染熟悉的街道，即便是最卑微的个体，也在经历最痛苦的精神震荡——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此时的沉默已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屈从。于是，牺牲便从被动承受转化为主动选择，成为对侵略者最有力的反抗。
中华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的传统，在和平时期或许隐而不彰，却总能在民族存亡之际迸发出惊人的力量。小人物的选择与牺牲，正是文化基因在历史危急时刻的显性表达，他们用生命完成了从凡夫俗子到民族脊梁的身份重构。每一个传递真相的牺牲者都是刺破侵略谎言的微光，这些微光汇聚起来，最终照亮了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道路。
另一方面，影片所展现的日本兵屠杀平民时的狞笑、用活人练习刺刀的兴奋、比赛杀人的癫狂，无不昭示着这群侵略者已丧失基本的人性。日本随军摄影师伊藤，是影片着力刻画的反派人物。与其他张牙舞爪的日本军人不同，他面带微笑，称阿昌为朋友，给流浪狗喂食，在前半程俨然一副“有人性”的模样。但这些不过是一层薄薄的伪装，一戳即破。他的伪善，根源不在个人品性，而在于军国主义的浸淫下战争被奉为最高价值，人性中的真善美被侵蚀和吞噬，士兵陷入狂热的战争情绪，沦为杀戮的机器。揭穿伊藤们的伪善嘴脸，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看清军国主义的真面目。
《南京照相馆》并非完美无缺：部分角色的转变略显仓促，个别情节的设计存在戏剧化痕迹，但这些瑕疵不会掩盖影片的光芒。它完成了一次对历史的庄重回望，也让观众在回望中更深刻地理解何为铭记，如何前行。当“铭记历史，吾辈自强”的字幕浮现，这八个字的分量如此沉甸甸。它既是对30万亡灵的告慰：山河犹在国泰民安；更是一份誓言：新时代的我们，必须以自强守护来之不易的安宁。
那些定格在底片上的苦难，终将在我们手中转化为奋进的力量。（李愚）
